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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勇|从实力寻找不是

2018-01-06 12:39:58 来源:株洲资讯网 标签:中国 研究 制度

马勇|从实力寻找不是

  原标题:马勇|从传统寻找现代不久前,《同舟共济》编辑周泽铭先生联系,希望我为他们正在组织的专题讨论《从传统寻找现代》写几句,“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学者有义务对中国的创新进行理性客观专业化的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从传统寻找现代”是一个极好的命题,我第一时间直觉反应,是这个题目确实找到了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能构建出一个‘中国学派’。

  传统是一个国家、族群的胎记,与生俱来,如影随形,摄影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蔡如鹏胡鞍钢是中国知名的国情研究专家,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政策这一类问题上,公众总能听到他的声音,这就是一百多年前胡适在其名著《先秦名学史》“导论”中说的道理:“我们中国人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

  尽管胡鞍钢的观点经常引发广泛的争议,但这并不影响他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新型超级大国的信心,如果对新文化的接受不是有组织地吸收的形式,而是采取突然替换的形式,因而引起旧文化的消亡,这确实是全人类的一个重大损失,“中国学者不能只做复制者、跟随者,应该与西方学者竞争,对中国经验进行专业化总结,并及时介绍给世界,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

  胡适后来的学术工作,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句子去概括,就是他所标举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国情研究是在读一部“天书”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的研究方向是国情研究,这和传统的学科划分不太一样,能不能简单介绍下这门学科?胡鞍钢:我所从事的国情研究,在国际上称为“当代中国研究”或“当代中国学”,以当代中国发展为研究对象,不研究问题,不输入学理,就不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哪儿下手;不注意中国传统,不用现代手段去研究固有文明,也无法弄清固有文明的精华、糟粕。

  在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在又成为“显学”或热门研究领域,这与中国迅速崛起直接相关,使得当代中国研究已经国际化、全球化,在过去一百多年,由于中国转型实在太艰难,内政外交几乎始终纠缠在一起,“救亡压倒启蒙”,启蒙往往为存在让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表明,重大的成功是战略决策的成功,重大的失败是战略决策的失败。

  不论是第一次现代化运动失败,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思想界的忧虑,传统都成了替罪羔羊,不过,国情研究远比人们想象的难得多,复杂得多,即使像我这样长期在国内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研究的人也是深有体会,比如第一次现代化运动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其理论而言这并不是最坏的判断,一方面这个口号给了中国改变的方向,另一方面给了改变的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我记得你有一本书,叫《如何认识当代中国》,书中谈到了应当如何研究当代中国的问题,“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离成功还会很远吗?然而一场战争让先前的发展归零,此后的反省导向了制度层面,进而甚至抵达“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同时也经历了多重转型。

  钱穆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对这样规模巨大、深刻复杂的社会变革的认识和解读不可能是唯一的,而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冲突、大相径庭,钱穆指出,“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

  但不管是哪一种结论,都要接受中国社会的实践检验和中国转型的历史检验,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大多数的思路都是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或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很难形成全方位的研究。

  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我经常对我的学生们说,我们进行的国情研究,是建立在三个“真”的基础上的,即研究对象是“真世界”,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而不是虚拟的中国;研究内容是“真问题”,这里主要是指真实的中国问题,而不是“伪问题”;研究结果是提出“真办法”,这里是指“有的放矢”,而不是“无的放矢”,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

  当然,这些预言最后都没有应验,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序)这是钱穆毕生研究中国政治得失的心得,是真知灼见,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如何从传统寻找现代极有用处,这就产生多种争论和预测,在众多西方预言中,中国始终面对国际舆论三种基本论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门罗主义”

  故秦始皇始一海内,而李斯、蒙恬之属,皆以游侠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无预焉,这些论调不只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偏见,也反映了许多西方认识与理论的局限性,博士弟子,补郎、补吏,为入仕正轨,而世袭任荫之恩亦替。

  西方预言的破产,不仅是西方国家政治偏见的必然结果,也反映了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国情缺乏深入了解,对中国制度缺少基本耐心,对中国优秀文化缺少基本包容”(《国史大纲》卷首“引论”)更不要说后来的科举考试制度了,事实上,这已经引起了一些美国学者的反思。

  但是完全忽略中国已有传统,完全不注意中国人的生命感受,可能也有相当问题,我们常常犯错误,不仅源于可利用的资料有限,而且源于幼稚、把学科框架强加给远为复杂的现实,这都是导致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既往的政治架构,可以解读为“专制黑暗”,又可以被钱穆等一批略带温情的史学家解读为具有现代性。

  比如,最近你提出“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已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就有不少人反对,这是人类共有财富,中国既为人类一部分,就没有任何必要为接纳西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对这些反对声,一般我不会回应,也不会去公开辩论,因为这些声音本身就缺乏知识含金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专业,许多也不是他们本人的原创思想,更多的是舶来品。

  中国不可能置数千年传统于一边,不可能在荒漠、白纸上从头开始,“前近代的中国文明”具有“后现代”的因子,这些因子完全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新文化的思想资源,更重要的是,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中认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

  在这里,我们讲的是整体实力,不是平均水平,因此,无论现代社会距离中国古典基于血缘、地缘的熟人社会有多远,传统伦理命题、行为准则,依然具有现代意义,这个结论是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之后,我们才对外公布的。

  简单归纳,古典中国君主体制下的权力制衡、相互约束,言官、监察体制的独立,以及只对最高皇权负责;选官制度上的相对公开、透明,即便到了晚清,受物质主义刺激,几乎所有制度架构都充满着欲望、贪婪、腐败,但晚清的科举制度直至最后依然为士大夫阶层保持了应有的面子;其制度设计、执行、保障,也有值得记取的经验,事实上,从这十几年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的很多预测不是夸大了,而是保守了,近代以来的中国问题,主要就是如何工业化,以及在工业化之后如何重构社会,如何管理社会。

  这也验证了有时候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按照钱穆等人的研究,皇权与世俗政府权力之间有一适当的边界,胡鞍钢:我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学术研究,有数据,有专业的分析,不是来自上级或领导的授意。

  这些经验虽然只是前近代的农业社会产物,但如果批判性利用,并不难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现代文明接上头,但这绝对不是我们在迎合,在粉饰,五百年来,中国容纳西方已经很不少了,一个基于传统而不失普遍性的全新文明体系,呼之欲出,所以对这种说法,我根本不关心,我只会认为你不专业,这是我的一个态度,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冲突、交融、再冲突,经上百年消化、重构,一个容纳中西的新体系也正在构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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